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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。
当时李谦没当回事，因为从想要干导演这一行开始，李谦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。
对他来说，拍电影只是因为从小就有无数影视剧的记忆刻在脑子里，看的多了，喜欢上了电影，想要把它们搬出来，让观众看到。
拍观众喜欢的电影，让观众为电影叫好的同时，也为自己叫好。
至于改变社会，传达什么精神，并没有这种奢求。
不过，过后再想想佟莉雅的话，借助自己的名气对社会有帮助，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哺。
毕竟，李谦的名气，来自于所有的观众们，没有他们的一张张票房的贡献，就没有自己的今天。
也应该为社会做一点事情，能不能改变现状另说，最起码要去做了。
现实题材，不是齐玉昆在追访的乡村杀人案，不是那种个别社会底层的黑暗。
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，每个人身边都见过的，无非是生老病死、衣食住行罢了，这才是社会性的问题。
《我不是药神》，就进入了李谦的拍摄计划中。
这部电影李谦在脑海里回忆过很多遍了，病友的无奈，以及没有钱的痛苦，在电影里刻画的淋漓尽致，哪怕李谦身边没有人得过癌症，没有经历过没有钱看不起病的绝望，也一次又一次被感动。
虽然不知道这电影什么时候拍的，不过从徐征的形象，以及电影最后的细节就看得出来，应该是2018年之后拍的。
电影最后的字幕里，最后的日期就是2018年，根据字幕的信息可以知道。
2018年格列宁，也就是现实中的格列卫在19个省市进入了医保范畴，并且国家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。
此前2015年的时候，国家已经在开始制定医药品改革方案。
之前李谦想的是15年左右把电影拍出来，正好那时候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医药品改革了，如果电影的出现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反响，能够有推动作用，把这个时间加快一点，哪怕只有一年，也足够了，足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、家庭。
李谦就一直想这个事，也在网上查找了很多资料，就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其实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在吃印渡格列卫了，有些人就专门做代购的。
并且，根据法律，销售假药只要不对人造成危害，并不犯法。
不过这些细节不是问题，男主角的行为，应该可以构成走私罪。
这个东西还得去咨询专业的律师，到底算不算走私。
不过，最大的发现不是这个，而是李谦这半个月里，看过太多的白血病人的状况了，看的人压抑。
从四五岁小孩和六七十岁老人，男女都有，一个个家庭被拖垮，一个个孩子被抛弃。
知道的越多，越难受。
既然要拍，何必要等到14年呢，李谦就决定，事不宜迟，今年就拍了。
不管政府态度如何，不管有没有用，李谦就是要拍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他突然那么高调的原因。
想要凭借一部电影，改变社会现状，无疑是难如登天。
唯一的可能，只有电影的影响力空前强大，让全社会所有不分职业、年龄、学历、阶层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，并且因它而感动、为之而发声，才有一丝可能。
虽然票房不是绝对的，但是没有票房就没有人看，没有人看，电影拍的再好，也形成不了社会现象，没有多大的影响力。
同一部电影，一亿票房和五亿票房的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。
而对现在的电影市场而言，要让一部电影达到史无前例的空前影响力，只有拿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外语片之一了。
但是，明显不可能。
退而求其次，打破《阿凡达》的票房纪录，超过13亿票房，电影又足够打动人，绝对能造成整个社会的轰动。
至于之后，有没有用，政府看不看得到，李谦就无能为力了。
但是，他要做到自己能做的，也不辜负影迷们年复一年对他的支持，回馈社会。
高调是必须的，李谦也不怕引来反感和争议，有之前四部电影的成绩在这里，这些争议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能增加电影的话题就够了。
在家里这五天，李谦断绝了所有和外界的联系，重新在脑海里把电影过了几遍，结合如今的社会现状，差不多把整部电影理清了，也把电影的文学剧本写了出来。
写的很快，原版电影即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李谦，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足够经典，而且这半个多月都在想这部电影呢。
《我不是药神》。
最后，为文学剧本封面写上了标题，李谦没有多耽搁，便出门了。
他得去见一见韩三坪，让韩三坪介绍自己去见一见光电的头头。
电影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能不能拍，给不给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