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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，明年有必要再外放北巡不迟。
留在幽冀前沿的最高级别官员，暂时只剩下工部尚书国渊。
新年元日，一直到上元节，刘备都邀请了开国六公爵中在京的四人，每日同乐，顺便展望讨论一下国家大计、长远方阵。
鲁肃、诸葛瑾、刘巴这些负责民政财政的高层，也及时把这三年多里大兴土木、大规模用兵遗留下的财政问题，跟刘备交了个底。
还别说，打仗是真的花钱，这次算打得尽量干净利落了，不过还是开支巨大。
想当年汉武帝对付匈奴，最后给将士们的赏赐、抚恤，就累计花掉了近二百亿钱，相当于汉武帝时朝廷六七年的全部财政收入——
关键是朝廷也不可能所有钱都拿来打仗，还有日常维持统治的其他开销，要养那么多官员小吏、搞那么多工程呢，每年能省出三分之一的钱攒下来打仗，就很不错了。
所以灭一个北方游牧外族，花掉汉朝朝廷二三十年财政结余，在汉人官僚看来，都是正常现象。
刘备这次把战争时间和粮草损耗都尽量压缩了，但因为装备更先进，靠的一定技术代差换来的这个成绩，所以在武器装备和耗材方面的开支，还是比前人高不少的。
七算八算下来，那么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，最后花了八十多亿钱，直接军费和赏赐、抚恤全加上，也接近二百亿（汉武帝时那二百亿没算军饷和日常开销，仅仅只是对死伤的抚恤和对立功人员的奖赏）。
最后扫清大漠以南的草原地区、加上建设幽冀基础设施，三年多里累计背上了二百六十亿的财政开支！
全国每年的农业税和人头税、非河北地区的其他州的徭役，还是要用来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。所以能拿来结余还债和打仗搞建设的，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国家的工商税部分。
而国家的工商税总额，之前一直是七八十亿左右每年。原本和平种田的话，这几年能接近百亿。
但因为河北地区被战乱一定程度破坏，加上之前为了减免国债而发放过一些永久免税权，所以这部分增幅也被暂时吞噬了。
扶桑的佐渡金矿虽然已经是发现后的第三年了，但是开发还是比较缓慢的。
主要李素和诸葛亮离开扶桑时，只是发现了金矿，但当地基础设施是几乎没有的，佐渡岛还几乎是无人区，“越山县”也是210年才被扶桑开化移民刚刚定居，之前都是虾夷野人住的地方。
这样的地区要开矿，你还得先往里投钱把交通环境建设好，铺路造港口码头、修船船坞、建设城镇开荒农田。所以前三年基本上是赔钱的，还在开荒期。扶桑的黄金，也就暂时补贴不到朝廷财政。
至于石见银山，比佐渡金山发现还晚，现在还处在摸索期，完全没进行开矿呢。
林林总总算下来，朝廷在开战前还有五十多亿国债没还清。这三年里花出去两百六、工商税填补两百，就又是六十亿赤字。
李素也建议刘备缓一缓，不要用民过重，掌握好与民休息的节奏。这次要真心轻徭薄赋、不搞事情，等到这一百二十亿彻底还清，也好更好地建立政府信用，给百姓一个信心，让他们意识到朝廷并不是“总想搞事情，一有钱就花光还欠债”。
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决定从章武十八年开始（213），一直到章武二十年（215），这三年里好好休养生息。
按照现在的节奏平衡，只要不遇到大的天灾，一百二十亿的国债赤字，两年多就能还清了，三年的话还能略有盈余，到时候国库里能剩下三四十亿储备零花。
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，是建立在不要再发生任何大的天灾前提下的，而事实上以210年代的自然环境、后来的历史记录，李素也知道这基本不可能。
天下太平后，最多瘟疫流行能稍稍控制一下，毕竟打仗少、批量屠杀尸体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变少，瘟疫也会减少。
而水旱蝗灾这三大件，是不以人类活动形势为转移的。所以原本汉末三四年一大灾，现在能压低到五六年一个大灾就不错了。
这一点其实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、讨论天文历法部分，也有过朴素总结了，算是对天时的一个周期归纳。在农业时代，也是存在天灾导致的“经济周期”的，只是古人总结不出原理，只能是凭经验估个数。
正月的最初半个月，刘备就跟群臣讨论好了这些还债休息的规划，随后他想起一个事儿，问手下重臣、是不是能趁着正月里，讨论一下今年是不是该换个年号，别用章武十八年了。
刘备内心的想法，显然是“之前你们说灭了袁曹之后不立刻换年号，是为了彰显大汉从未断绝，中间只能算是来了场持续二十年的‘张董袁曹之乱’，不希望以曹操的覆灭为改年号的契机”。
那现在比曹操死的时候、又拖了整整十年了。十年里励精图治，搞了那么多整合全国的建设，把公孙度、高干这些袁曹余孽也彻底灭了。
还平了公孙度背后的三韩、扶桑，灭了高干背后的鲜卑、乌桓。这个武功也算是把高祖、武帝、光武时的巅峰都做到了，这总该改革年号、表示一下朝廷从此转入垂拱而治的文治、富民阶段吧？
对于刘备的这个心思，猜得最透的当然是法正，其次是鲁肃。所以法正第一个跳出来，鼓吹确实该改年号了。
上元节朝贺之日，法正如是奏议：“陛下文治武功，俱超古人。章武之号，是为了向天下彰显陛下武功，却难免让后人忽视文治。
如今鲜卑可汗授首，改一个也恰是时机，好让臣民领略将来新政气象，提振人心士气。”
刘备对法正的拍马屁很是受用，再问丞相李素。
李素想了想，反对道：“陛下，改元以明德，此法起于武帝，至今三百余年，以至天下已经习惯，也不曾深想其中内涵。光武中兴时，也就沿用了。
但究其本源，武帝行‘一世多元’的年号之法，乃是因为尊崇董仲舒‘天人感应’之说，觉得天数有变、神器更易，人君便该改个年号，以顺应天命。如今我朝已经罢黜董仲舒邪说，所以这个旧制，实在值得商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