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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里早已存在的——“利义之辩”。
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，或者说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问题，两者谁决定谁，以及相互之间，有无反作用的问题；
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。
但是苏油的《伦理》，却又还不仅于此。
因为伦理问题，是人类社会的大问题，涉及到人类如何才能合理构建一个趋近完美的社会的问题。
站在苏油如今的立场，他要解决的，不是“个体人”，而是“社会人”的问题。
人，是社会动物，所有科学，其实都要为社会服务，解决社会问题。
因此他的《伦理》，不是独立于哲学之外，恰恰相反，乃是哲学里最核心的问题。
首先要解决的，就是何为“道德”，何为“幸福”，何为“善”。
以及道德从何来，幸福感从何来，善从何来。
放到刚穿越到这里的时候，或者十年之前，这样的东西他可写不出来。
不过如今，他的三观已经在这个时代大成，不光有无数东方西方哲人的研究为根基，更有了不少自身的实践、思考与领悟。
尤其是华夏民族，对这个问题本就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。
这本书，看起来是讨论伦理学，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，探讨道德的本质、起源和发展；研究道德水平同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；研究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；研究道德规范体系；研究道德的教育和修养；以及人生的意义、人的价值、生活态度等问题。
但其实最关键的，这还是一道让程朱理学体系投降的重要武器。
苏油要用这部书，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那套看似完美，其实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“至高理论”，打破那套由“虚礼”构成的伦理思想体系。
转而拿起西方思想家用过的目的论、道义论、美德论，结合后世东方儒家陆王学派的“心学”内核，给最大多数的人一把能够武装和保护自己的思想武器，而不是使儒学变成儒教，成为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屠刀。
这其实就是“天理人情”理论的最好阐述，也是保护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康温饱群体和资本初出的嫰芽，解决其所带来的思想混乱和政治诉求萌芽，让自己获得最大多数支持的基石。
写这部书目的，更是要启发大家去寻找一种能够合理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、人与社会之间关系，构建和维护社会秩序、培养道德之人，礼义之邦的坚实理论。
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比如社会契约，比如上到君主下到平民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，比如权力与约束，比如道德与法制，比如国家力量的构成，比如人类的基本幸福。
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宣扬，对君权的限制。
这个不是不可能，大宋君主，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里，唯一一朝可能接受这种思想的君主。
这种思想早在孟子时期就已经萌芽，孟子在今年列圣，也说明了当今社会对这种思想的需要。
对于苏油来说，引经据典以六经注我，其实根本不难。
比如君权天授，这个天，可以解释为天上，为天理，为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，即天道。
而不是什么神灵，或者神灵的代言人。
同时这个天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属于苏油自己的创建，就是它不光只应对天上，还应该包括——天下。
它为人情，为天下最大多数人的意愿，为人的基本幸福。
什么是基本幸福？那就是生存的权利，人身自由的权利，和通过努力就能够改善自己生活，且不可剥夺的权利。
如果权力与资本，剥夺了人的这些权利，让天下大部分人即便再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，那就是不近人情。
那这个社会就病了，这个王朝就不会长久。
只有上尊天道，下体人情，王朝得管理者，有意识地引导王朝，让它朝着符合天理人情的方向发展，才能构建出一个道德社会，一个礼义之邦。
这才是“受命于天”的真正含义，这才是“既寿永昌”的根本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