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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京官序列的待遇——这叫改官。

    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幸运地留京——这叫朝升。

    每走一步,还需要有五位以上的保人,这叫举主。没有点名声政绩,光找齐举主都很难。

    然而所有这些,才仅仅与官职挂钩,对大宋官员来说,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差遣。

    没有差遣的官员,叫阶官,又称寄禄官:五品以下的寄禄官收入很少,基本上家里人上了五口,在汴京生活都有些问题。

    官多活少,差遣就成了稀缺资源。

    到了苏油所处这个时代,州县出现长官缺位,具备资格的人选已经多达十位以上。

    因此,能否拿到差遣,就显得至关重要,轻官职重差遣,是大宋的官场生态。

    当初以苏油探花的成绩,韩琦给了状元及第的官职和同进士出身的差遣,苏轼认为严重不公,都想去敲登闻鼓了,就是这个原因。

    得到差遣,叫“窠阙”,又是好几条途径。

    第一条路叫辟举,一些中央部门,具有辟举权,长官可以为本司聘任僚属。

    比如御史台,谏院,长期需要大量新鲜的炮灰,就是个低级官员留京的好渠道,不过风险极大。

    因为御史台位卑权重,是推倒宰相的先锋军敢死队,一旦失败,惨不堪言。

    而且就算成功,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里边那八百。

    第二条路叫吏部阙,这个权利归审官院和吏部。

    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如在京库务、寺、监丞的职位,可以通过这种渠道获得。

    但是别去找官员请托,找小吏更加方便。因为吏部官僚选任条目过于纷繁,连长官都搞不懂,只能倚赖胥吏来完成。

    这就导致贿赂的问题非常突出,胥吏们的好机会来了。

    或是曲解条文,或是修改簿籍,上下其手,徇私舞弊。

    南宋“无五百千,莫近临安。”的说法,就是这么来的。

    第三条路叫堂除,由宰相控制的中书门下负责一些职位的安排。

    这些职位都比较高级,而且堂除禀承“为官择人”的原则,相对不泥于资格,比较灵活,宰执的个人意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    比如陈执中给王安石安排的群牧判官,度支判官,就是这种。

    如果宰相的人品不怎么样,堂除会变成相臣们党同伐异、弄权舞弊的工具。

    吕夷简,文彦博,陈执中,王安石,都因为塞亲属或者私人,遭到过猛烈的弹劾。

    最后一条路,就是皇帝了。

    也是两条路。

    高级、核心臣僚的任免,裁断权则掌握在帝王手里,即“特旨除授”,针对老臣。

    而新人,只有状元榜眼探花,或者制举出身,才算是天子门生。

    担任一任通判、签判就被召回京师授予清要职务,一般都是修起居注,知制诰起步,算是前边那堆人的预备队。

    这就是三苏制科出来后,宋仁宗夸口说今日为子孙寻得三宰相的原因。

    这两条路,是最安全,最清要,投入产出比最高的。

    有时候两条路也是一条路,比如晏殊晏相公,自己做着宰相兼枢密使,女婿富弼做着枢密副使,要辞职宋仁宗还不同意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了,这是玩伴加同学,战友加基友的关系。从小到大一路陪伴刷出来的人品。

    从法律文本上看,这是一套完美的制度,但是从实践中看,这套看似颇为全面严密,体现循序渐进原则,满足了大多数官员期待公平愿望,符合大宋一贯求稳风格的制度,执行起来和最后得到的效果,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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