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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当时反对的声音比较微弱，不强烈。”钱县长说。
“马志亲口对我说，我们上当受骗了，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，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。关于这件事，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、县长，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。”我说。
“我对马志说，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，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，发展壮大矿业公司，增加职工就业，增加税收。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，也不是不妥。可是，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，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，最终祸害百姓，从中转手获利，获暴利啊。”我说。
“以后的事，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。第二次，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，评估价51.55亿元，成交价51亿元。第三次，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，评估价126.66亿元，成交价126亿元。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.88亿元，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。”我说。
“想来的确让人痛心啊，悔不当初啊。”钱县长说。
“我对马志说，一年左右的时间里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，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，像滚雪球似的，越滚越大，央企成了最后的‘接盘侠’。这也成了纵捭集团原老总被‘双规’的导火索。”我说。
“我对马志说，再说第三个问题，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。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，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，我都要跟你说出来。那就是，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，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。”我说。
“马志是怎么反应呢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马志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说，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，十分诡谲，十分邪乎，十分玄乎，让人疑窦丛生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，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，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。”我说。
“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，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。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，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。我们应该伸张正义，为人民、为国家赢得尊严。我明确对马志说，找到石远方，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”我说。
“书记说的好啊。”钱县长说。
“马县长问我，对古汉科是什么看法？”我说。
“你是怎么说的呢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在我们县至少四大事件中，古汉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我说。
“哪四件大事啊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第一大事件，度假村不度假，古汉科就是始作俑者，圈那么多的地方，就把一个乱摊子丢在那里，导致农民群体性上访，让我们替他收拾乱摊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害了柳顺平和三个村的支部书记。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罪大恶极，但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害群之马。”我说。
“那第二大事件呢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第二大事件，就是奋进集团不奋进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古汉科跟周怀南一起，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换句话说，古汉科有可能是奋进集团走向衰落的助推剂。马志问我，怎么会怀疑古汉科跟周怀南有勾结？我说，在我们月光县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古汉科那种人，与周怀南相互勾结毫不奇怪，也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我说。
“那第三大事件呢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第三大事件，就是凌河大桥垮塌，七十多名师生丧生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古汉科负有主要的责任。你没看见新凌河大桥重建仪式时，市长卢向阳同志伏地痛哭，向全市人民群众谢罪的情况吗？当时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。”我说。
“我对马志说，古汉科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无论生死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。古汉科，一个大活人，怎么会说消失就消失？即便他能飞上天，也有降落的时候。国家、省市县都在找他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们找不到他。我就不相信，古汉科能凭空消失。”我说。
“第四件大事呢？”钱县长问。
“第四件大事，就是矿业公司被贱卖。我对马志说，我甚至怀疑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，我非常渴望能找到古汉科，找到这位我们月光县的活宝，跟他好好聊一聊。”我说。
“马志问我，是否能确定贱卖矿业公司与古汉科有关？我说，我不能确定，我不怀疑人生，但我可以怀疑古汉科。马志说，怀疑归怀疑，总归要讲证据的啊。”我说。
“我对马志说，那是必须的啊。如果要处理古汉科，那肯定要有确切的证据啊。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不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啊。”我说。